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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學競賽史上的玩命“賭徒”,用一個字換來五屆IMO總分第一2019-06-29 287

那一天,死神在中國數學競賽史的碑上刻下了一個名字。冷血,憎恨世間一切的死神在那一天流下了一滴眼淚,一滴帶著絲溫暖與感動的眼淚,那滴眼淚為一個人而流。

1940年,他出生在貴州省貴陽市,他似乎一出生就帶著吸引死神的“魔力”,一生中數次讓死神降臨與其共舞。2歲的時候,他不幸患上了小兒麻痹癥,從剛開始的發熱嘔吐到后期嚴重的遲緩性癱瘓,雖然他挺了過來,但是他的小腦受到了不可修復的損傷,這是死神的第一次降臨。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他異想天開地制作了一個小木頭人,可自行爬上垂直的墻壁,等到爬到天花板時就張開降落傘著陸,這個小木頭人讓他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少年兒童科技發明一等獎一個愛動手的小發明家,老師和同學都這樣稱呼著他,他自己也是非常滿意這個稱號,也幻想著自己成為愛迪生的場景。

但這只是死神和他開的一個玩笑而已,1953年,也就是他13歲的時候,他在一次摔傷中導致左臂骨折,骨折也不是什么大問題一般休養個把月也就可以痊愈,可是死神的降臨,肯定不會如此簡單。病菌從摔傷的地方侵入了他的血液,進而轉成了敗血癥,但是他憑著自己毅力讓死神的第二次降臨鎩羽而歸,可是左手永久性殘疾粉碎了他曾經所有的幻想。

從那以后,他變的安靜了。除了學習,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力了,他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書呆子”。1959年,也就是他19歲的時候,他考進了四川大學的數學系,在進入川大三年以后整個數學系就流傳著無數關于他的事跡。給同班同學講課,大二的時候去考大五的拓撲學獲得了最高分。在成都上了三年學不知道杜甫草堂、青羊宮、人民公園在何處,也沒有看過一次川戲。那時候他是整個川大數學系公認的天才,更是一個“沒有情商數學呆子”。

那時候在數學系有一個女孩一直暗戀著他,但是一直不敢表白。臨近畢業分配前,女孩終于著急了,于是羞羞答答卻裝著一本正經跑去問他一道非常簡單的幾何題想讓他知道自己對他的愛意。可是他卻十分嚴肅認真地開始給女孩講解題目“這題很簡單,引一條輔助線就可以了”。女孩不死心繼續問道“那輔助線該如何引呢”,話都已經說道這里了,只要有一點情商的人應該就會明白其中的用意了,可是他卻回答道“引一條平行線就可以了”

在畢業分別的時候,女孩托人轉交了一本書給他,書中有一封信,信中只有一行字:缺一條輔助線,這時候他才稍微有點明白女孩的用意。

1964年,他畢業留校任教,而這一待就是14年。從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工作成績、學術水平上來說整個川大數學系的老師中他應該都是排第一的存在。可是在四川大學文革后的第一次評職稱中,他卻連一個講師都沒有評上,理由就只有一個,他是文革造反派。

這次評職稱徹底傷害了他的自尊,以至于友人去見他的時候他說了一句非常不謙虛的話“那些評上講師職稱的,一大半只配聽我的課”。心灰意冷的他,在1978年選擇報考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他非常輕松的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在考研的試題中有一道題存在著問題,然而全國的考生都沒有發現還都全面分析了這道題,只有他提出了這道題無解。那時候北大的老師開著玩笑說“以他的水平根本不用讀研究生,甚至可以給研究生開課”。

1981年他以優秀的成績研究生畢業,成為了我國文革后第一屆碩士研究生。不過這還沒有結束,他讀研結束立馬開始攻讀博士研究生。1983年他把著名數學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個給干掉了,答辯委員會一致同意授予他博士學位,本來他應該是中國第一位博士的,可是當時的校長張龍翔比較謹慎第一年沒有通過,以至于全國第一博士的稱號被其他院校搶去。

第二年,在一百多位專家的見證下,他成為了北京大學第一位博士,編號001,他的名字也被無數人知曉,張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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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五年,研究生六年,張筑生對數學的學習整整投入了二十三年,就如同的他在博士生開學典禮上所說的一句話,數學不僅是他的宗教,更是他的信仰。

1986年初他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歸來以后,學校領導交給了他一件任務:講基礎課“數學分析”與“微分動力系統”,并致力于編寫一套教材,以填補學術空白。那時候沒有一個知名教授愿意接這樣的任務,因為那時候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教基礎課編寫基礎教材是不算在科研成果中的,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壓根沒有人干。

那一年,46歲的張筑生,如日中天,正是出成果的黃金時節,可是他沒有一絲猶豫,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選擇答應了。他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是的,用他最黃金年齡的五年全心投入于編寫了《數學分析新講》的一、二、三冊。

他的導師廖山濤院士對這本書評價道“有了這本書,一大批年青人可以順利地進入學科前沿”。(在2000年,該書獲教育部科學進步著作二等獎,而一等獎在那一年空缺)如此“傻瓜”似的人,卻沒有獲得天使的垂憐,而是獲得了死神的第三次降臨,就在這套《數學分析新講》面世不久,張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

癌,這個字似乎在對著張筑生說“你的死期到了”,這次死神似乎是真的怒了,它想要用這個字來擊垮他,慢慢地折磨他,讓他在絕望中死亡。可是死神再次失算了,他流露出的一絲悲哀不是因為害怕死亡而是他怕這個病影響他的數學研究,在那以后,他踏上了整整12年漫長的放療過程。

1995年也就是他查出鼻咽癌的第四年,他被任命為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家隊主教練,這是信任?還是榮耀?不,都不是,這又是一份無法出學術成果,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的工作,有了第一次的“傻瓜”經驗加上他自己的身體原因,張筑生有一百個理由,堂堂正正的理由去拒絕,可是他再一次,再一次的接受了這樣的苦差事。他說“這些事總得有人干呀,個人名利事小,國家榮譽事大”,所以他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個責任。

當奧賽教練最難的是出題,因為參賽選手都是中學生,所以每道題都要把高等數學初等化,這種倒推的過程是非常艱苦的,要搞出一個既有新意,又有難度,還能分出學生優劣的題目,至少需要一周的時間,而張筑生每年都能拿出幾十道新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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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過一次教練,就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而外人根本不了解這份差事的艱苦程度,而張筑生他為了搞這個奧賽,他連命都搭進去了”,北京大學教授趙春來說道。他就像一個賭徒一樣,一個拿著命來賭的賭徒,他賭上他的一切,他賭他能帶領中國拿到第一。

他全情投入,翻越無數資料,設計考題與練習,全不想名與利,連問都不問一下。他不知道名和利是需要去爭去搶的,他也忘記了在他身邊還有死神在窺視,更不知道有多少嘲笑他是一個傻子。他說“這一工作,不是你懂不懂的問題,關鍵是要學生懂,不是你出成果,重要的是學生出成果,要甘當人梯,為學生謀未來”。

他每次給學生講課臉都要腫好幾回,因為他的體質對于粉筆灰過敏的非常厲害。他一邊接受著鼻咽癌的化療,一邊工作,與學生休戚與共,甘苦共擔,愛學生如同子女,他說“數學的未來是屬于年青人的”,他默默忍受著鉆心刺骨般的疼,也默默地承擔著一切壓力。

可是他的沉默卻迎來了死神的第四次降臨,長期的過度勞累導致他在患上鼻咽癌以后又患上了結腸炎,癌變也轉移到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開大學,他一個人為200名預賽選手辦培訓班,從出題、判題、講課到討論,他唱了七天‘獨角戲。

你知道這七天他是怎么過來的嗎?口腔潰瘍、唾腺損壞、嚴重的結腸炎、全身骨頭疼,癌癥轉移引起的腰以下嚴重浮腫,那七天他每天只能吃一點牛奶、葡萄糖、豆腐這些流食。

從1997年到2001年,他帶著半身癌細胞,領著一幫數學尖子,他五度出任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家隊主教練。五年間張筑生從加拿大轉戰到阿根廷,在70多個參賽國中,他帶領中國拿到了五次團體總分第一,其中有三年參賽六名選手,以全部金牌成績傲視整個國際賽壇。

他用命,用一個“傻”字賭來了五次世界第一,而他在拿了五個世界第一以后,他也在北京協和醫院拿了一個“第一”,他是該院有史以來接受最大量放療的癌癥患者,不敢說后無來者,但卻是史無前例。

有一次在課堂上他對著下面幾十張青春的臉說道“也許你們所有人經歷的痛苦之和,也沒有我一個人經歷的痛苦多”,可是他從來沒有跟一個人,任何一個人,包括妻子、學生、領導喊過一句疼。死神呆了,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傻”的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玩命的“賭徒”。

五次世界第一,可是沒有一次計入他的教學工作量中,曾經有他的學生拜訪過他在蔚秀園的家,在看過以后,學生曾一度想要放棄從事科學研究的打算,因為那個家真的是太破太破,清貧的不能再清貧。你完全想象不到那是北大第一位博士,帶領中國取得五次世界第一的房子。

在學校教學、奧賽培訓之外,張筑生還為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開辦的“數學教師研討班”授課。而這一開就是整整八年,八年間從未間斷,是的,從來沒有間斷過一次,每周一次,每次三個小時,前六年,他沒有收過一分錢,完全的義務授課,后來海淀區實在過意不去,給以每月酬金10元人民幣,每月四次課,算下來每次課2.5元,每小時0.81元。家徒四壁的房子,別的老師都已經開上了奔馳寶馬而他卻還是一輛破舊的自行車。

對了,每次他前往海淀區上課的時候,就像是表演雜技般,用著不殘缺的右手在北京的自行車海中前進,而他一貧如洗還擲地有聲地說道“精神財富終于物質財富”,他的好友王懇說道“張筑生,是怎一個“傻”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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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張筑生的病情更重了,嚴重的結腸炎鬧得他一天要上幾十次廁所,為了上好一堂課,他要提前一天節食,上課當天則禁食禁水,院領導勸他全休養病,他不同意。妻子劉玲玲代他向領導解釋:“他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度過生命的最后日子,與其讓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讓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樂”。

生不如死,這個詞來形容太恰當不過了,骨頭骨節鉆心刺骨的疼,可是張筑生還是咬著牙堅持著,他對待死亡的冷靜和工作的執著讓死神沉默。

最后一次工作,張筑生是被幾位研究生抬進了北大第一教學樓208室。是的,是抬進,那時候的他已經失去了方向感,那次工作是他的微分拓樸學考場,他要親自為38名學生監考,在監考結束批改完成績和評語之后,他立馬就被送進了醫院。

送進醫院以后,他的友人(王懇)前來探望他,友人非常生氣的質問道“聽聞北大冷淡你,很不公平,待遇很差是怎么回事”。“也還不錯,玲玲(妻子)調入北大了,在數學系電子計算機組,工作很不錯,還是一個小頭頭呢。特為頂尖級教授修的藍旗營宿舍,也分給我了,至于博導及其他,我的工作量不夠,科研成果不多,也屬正常,我只是一個普通教授。”張筑生沒有帶一絲怨氣,一點不滿地回答道。

“聊可自慰的是,學生待我很好,無論是北大舊有的學生,還是奧賽團的學生,常來看我,有的遠在德國、澳大利亞,常打電話問候我,這世界上有人記得你,惦念你,這也就足矣。”說起學生他似乎像似擺脫了病魔一樣,非常興奮地與友人說了起來。

友人問他有什么豪言壯語沒有,想要給他寫一篇文章,他平靜地回答道“我沒有豪言壯語,只是想踏踏實實做點事”友人繼續問道“張筑生,我問最后一個問題,川大故交若相問,我何言以對”。張筑生想了想,說道“你就說張筑生一生努力了,于心無愧,告知親朋好友,筑生不久于人世”接著友人終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

2002年2月6日,死神再次來到了他的身邊,死神看著面前臉色蒼白,瘦得脫了相的人,他問道:“先生,這一切都值得嗎,值得你用生命來賭嗎”。張筑生慢慢地睜開了眼睛,慢慢地露出了一個安靜地微笑,在這個笑容里,死神看到了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仿佛在告訴他兩個字“值得”。

那一天,張筑生走了,那一天見證他一生經歷的死神哭了。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數學競賽的那些事兒”,轉載請獲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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